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曾有一首称颂彼时官员勤政为民的诗作，曰：                        

汉水横冲蜀浪分，危楼点的拂孤云。  

六年仁政讴歌去，柳远春堤处处闻。  

前两句看似描摹景致，实则形容当地政情之复杂，环境之险恶；后两句意在表彰政绩，治理者夙夜在公，改易风俗，终使百姓受惠，造福一方。  

此诗题为《寄牛相公》，这位牛相公即唐代中后期重臣牛僧孺。细查牛之宦涯，其前期政治作为，堪称污浊官场的一股难得清流。  

首先牛僧孺直言无惧。初涉政坛，牛即“条指失政，其言鲠讦，不避宰相”，闻名朝野。唐穆宗初年，时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鉴于“州府刑狱淹滞，人多冤抑”“条疏奏请，按劾相继，中外肃然”。  

其次牛僧孺清廉无私。当时藩镇将领韩弘之子韩公武为掩盖其父不堪往事，不惜以重金结交收买朝中权贵。待父子二人死后，朝廷查抄家产，发现一本行贿名簿，满朝文武皆多少与之有所关联。唯独就牛僧孺一人，韩公武特意撰有一条注释道：“某月日，送钱千万，不纳。”牛之拒腐能力，可见一斑。  

再次牛僧孺去位无憾。唐敬宗登基后，宠信宦官佞臣，政局乌烟瘴气，牛“不奈群小，拜章求罢者数四”，毫无贪权恋栈之意，终得国君同意，外放鄂州刺史，任职汉水蜀浪交汇之地。  

不难看出，牛僧孺守正、自重、淡泊，故颇有君子理政之德，从而能够倡扬清朗洁净之政风，于吏治风俗颓坏之鄂州施仁政、创实绩。据《旧唐书》载，“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赋青茆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牛僧孺抵任后，“陶甓以城，五年毕，鄂人无复岁费。又废沔州以省冗官”。正是凭借为民除弊兴利，牛僧孺离开后，柳荫下、春堤边的百姓们仍时常对前任长官交口称誉。  

胸怀政德，改塑政风，从而立下政绩，这或是地方从政时期的牛僧孺，留给后世的“鄂州经验”。反观当前的某些干部，却在对待政德、政风与政绩关系上出现错位甚至颠倒。他们往往为了谋求所谓“进步”，热衷于各类“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乃至陷入“唯GDP主义”的怪圈，自认只要经济指标漂亮好看，就是最大的政绩，放松了自身政德修养、忽视了地区政风塑造，于是违纪违法违规现象屡有发生。正是直面该问题，在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功成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通观习近平总书记这三方面的讲话精神，实际上为新时代领导干部提出了极其重要且需具体落实的命题和要求：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应首重政德，化育政风，勇创实绩。  

政德贵在修，重在严，化于心。党员干部必须重视学习尤其是经典理论学习，时刻注重自我反省，严于律己，秉公用权，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政风贵在久，重在导，身垂范。领导干部应“自觉担当领导责任和示范责任，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形成‘头雁效应’”。政绩贵在实，重在行，用心纯。政绩之精要，无非一个实字。领导干部必须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惟其如此，方可博得“柳远春堤处处闻”之嘉誉。三者表里结合，融为一体。唯有牢记此大本大源，方能立德积德，才是一名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  

行文至此，不妨再看下《新唐书》对牛僧孺之盖棺评价：  

夫口道先王语，行如市人，其名曰“盗儒”。僧孺、（李）宗闵以方正敢言进，既当国，反奋私昵党，排击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盗谓何？  

为何当年的骨鲠大臣，最终落得个口称仁义而行如盗贼的“盗儒”之名？究其缘由，恐怕最主要的还是牛僧孺丧失了对政德的秉持与坚守。《中庸》有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所以说，讲政德乃是领导干部的终身必修课。（王学斌）